|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吳娓婷 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抗議并沒有因為番禺項目的停建而結束。
1月25日，在番禺居民的反抗中醒悟過來的李坑村民，聚集到廣州市城管委門前抗議李坑二期垃圾焚燒發電廠。之前，村民就聚集在垃圾焚燒發電廠門口，有人舉著一張大字報，上面寫著：番禺項目跟居民區距離4公里都能停建，我們離垃圾焚燒廠只有200米。
這個垃圾焚燒發電廠已經近在咫尺地運行了5年的村莊，村中兒童被檢測出普遍血鉛偏高。
一直在網上對李坑村民給予遠程支援的番禺居民，則被另一則消息激怒。1月26日，廣州市疾控中心繼去年12月后再次發布數據，結論仍然是：李坑永興村癌癥發病率并不比其所在的白云區、廣州市的癌癥發病率高。
垃圾處理所造成的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其所帶來的民怨依然沸騰。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表示，將在3月的全國“兩會”上提請國家建設部盡快編制有關垃圾處理的操作規范。
“污染傷害到孩子，忍無可忍”
1月19日，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工程開工。附近永興村2000村民聚集到焚燒廠門外進行抵制。家住得遠的老人騎著自行車前來，家庭婦女也背著孩子加入其中。
此次之所以抗議者規模空前，是因為在最近一次體檢中，村里90%的兒童“血鉛”指標偏高。
靠近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三個生產社收集上來的兒童血鉛檢驗報告顯示，血鉛水平50-69微克/L的9人，60-70微克/L的9人，70-80微克/L的13人，80-90的5人，90-100微克/L的6人，100以上的有4人。醫務人員介紹說，兒童血鉛水平超過50微克/L就屬于偏高。
檢測樣本共50份，47名兒童血鉛含量超過了50微克/L，兩名兒童在40微克/L以上。只有一名全托孩子的血鉛水平正常——21微克/L。部分血鉛偏高的兒童兼有汞和鎘超標。
這次集中的血鉛檢驗緣于政府對垃圾焚燒發電廠污染的否認。
據永興村村委會相關負責人透露，2006年，村委會成員拿著癌癥高發和兒童血鉛超標的數據，向時任廣州市環保局局長的呂志毅等人反映。“我們就想搞清楚這個項目到底有什么毒害，結果提交的書面材料甚至都沒有被簽收。”一名負責人說。
為配合政府部門檢測，村委會收集了十多次垃圾焚燒排出的飛灰，送到市相關部門檢測。結果全都沒有下文。
當地媒體人士曾私底下向村民支招，血鉛超標是周邊環境污染事故的標識，讓村民集體帶孩子到市區醫院檢查。
生產隊的隊長們也反復催促：“為了你們的后代，趕緊體檢，拿出證據來反對垃圾焚燒廠。”但大部分村民仍置若罔聞，并不積極，直到幾乎每檢查一個孩子就有一個血鉛偏高的消息傳出，村民們才紛紛帶著孩子上醫院。
一個叫范曉星的小孩被檢出血鉛含量104微克/L，他的鄰居范樹陽聽說后，立刻帶著自己的孩子和哥哥的孩子到廣東省婦幼醫院檢驗，結果是4個孩子血鉛含量都超過70微克/L。
孩子的檢驗結果出來后，范樹陽——這個染金發的父親后悔得直跺腳：“以前沒這個意識啊。不然我寧愿少吃點，也不會讓孩子遭這個罪。”
早在2007年，同村年僅1歲的范志君頻發扁桃腺發炎、支氣管炎和哮喘，查不出病因。最終在省婦幼醫院驗出血鉛水平135微克/L。
范志君的父親轉述主診醫生的話說：“你們家在農村的，血鉛怎么比城市孩子還高呢？你們家附近一定有重大污染源吧。”當得知范志君住址附近建有垃圾焚燒發電廠，該醫生說：“有條件就搬走吧。”
驗出血鉛超標后，范志君被送到距離永興村兩公里以外的姥姥家。在沒有任何醫療手段的情況下，血鉛水平于2009年下降到65微克/L。
“每個星期只能見到孩子一次，你說多可憐。”范志君的父親說。
1月19日那天，李坑二期工程施工工地大門被武警封鎖。一些中老年婦女繞道后山，從開鑿了一半的山坡上滑下進入工地，守在機器前。她們說，污染傷害到孩子，忍無可忍。
1月26日，廣州市疾控中心公布關于永興村居民癌癥發病情況的調查報告，結論是，永興村村民癌癥發病率2003~2008年各年份間無明顯變化，永興村癌癥發病率也并不比其所在的白云區、廣州市的癌癥發病率高。
番禺居民的憤怒情緒迅速被點燃。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污染狀況，曾是此前番禺居民與政府圍繞垃圾焚燒項目爭議的焦點，此次疾控中心的報告被看作是政府的再度否認和推脫。
去年12月，廣州市疾控中心曾經就相同問題進行過一次調查，得出的結論也是如此。當時一些番禺居民正在抵制垃圾焚燒項目在小區周邊興建，李坑的癌癥發病率問題作為垃圾焚燒是否造成污染的證據變得格外敏感。2009年11月，有媒體進入永興村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垃圾焚燒廠興建以來李坑的癌癥發病率有所增加。廣州市政府對此回應稱：不能把正常的生老病死都歸結到發電廠。隨后疾控中心也發布調查數據稱李坑癌癥發病率并沒有暴升。
番禺居民對疾控中心兩次數據的客觀性都表示質疑。這一次，網民大肥龍貓通過數學公式推算，在論壇發表了 《廣州疾控中心數據很荒謬：09年有人復活》的帖子。
質疑者認為，疾控中心本次數據調查仍然沒有解釋數據取舍理由，沒有分析地理、風向等因素，同時也沒有公布癌癥患者名單。
“番禺民眾之所以反應激烈，一來憤怒政府始終不正面回應我們的質疑。另外是擔心以數據做掩飾，再次強推垃圾焚燒項目。”一位網名叫巴索的番禺業主坦言。
有人認為選擇1月26日這個日期公布有點蹊蹺。“估計是想趕在1月28日廣東兩會開幕前澄清這個敏感問題，避免在兩會上被過多質疑。”一些番禺業主推測。
番禺居民對李坑村民的情況了解頗深。數月以來為抗爭搜集證據，大批番禺居民走進李坑探訪癌癥病人。十二社61歲老人范添仔患有肺癌晚期，是被探訪最多的病人。一看見陌生人來，老人就會從礦泉水瓶里倒出一塊海綿樣的指頭大物質。他說那是他咳出來的，用鹽腌著，等醫生來的時候給他看。老人一個勁地重復：“叫醫生來看看我吧。看還能不能救我的命。”范添仔經常用袖子擦咳出的血，袖口上血跡斑斑。
到訪者于心不忍，對老人說10天后醫生會來看他。范添仔沉默了一下：“10天，我過一天都難啊。”
村委會有關負責人認為癌癥發病率與距離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遠近密切相關。該負責人指出，在與垃圾焚燒發電廠相隔120多米的一戶人家，一家三口罹患癌癥，目前已經全部去世，只剩下一所空房子。而與發電廠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幾乎每家都有癌癥病人。
該負責人說：“我不知道科學上如何解釋癌癥和距離之間的這種關聯。我希望政府部門疾控中心給我們解釋。”
讓該負責人感到無力的是，農村人一般忌諱交代家人死于癌癥。到村委會開死亡證明的時候往往要求改寫成其他疾病。“我能負責任地說，有非常多村民實際上死于癌癥。”該負責人說。
環衛改革勢在必行
關于垃圾處理的的爭議，并不僅僅是廣東一地的問題。
“老百姓反對的是污染，而不是某種技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認為，缺乏監管，不管哪種垃圾處理技術都必然造成污染。
王維平到訪過李坑原來的填埋場。“那就是非正規的填埋場。垃圾滲瀝液橫流，臭氣熏天，蒼蠅蚊子到處飛。”
研究垃圾處理方式20多年的王維平一直通過新華社內參、輿情局向國家反映該問題，并呼吁國家建設部盡早為垃圾處理立法監管。
王維平透露，呼吁建設部對垃圾處理方式立法監管已經成為多個地區的共識。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在內的7個省市政府，均向國家建設部提出要編制操作規范法律法規。
同時，在王維平等人的建議下，國家環保部組織了隊伍對多個省市的垃圾處理項目進行明察暗訪。
身為垃圾處理的專家，王維平在工作中常常會覺得很為難。“因為無法可依，我們去調研，發現了違規的垃圾處理廠，卻不能責令它停產，不能處罰它的負責人。”
在永興村民抵制垃圾的同一時間，廣州全面啟動垃圾分類工程，這是一個被寄望減少垃圾焚燒量的項目。民眾希望通過立法建立可行的垃圾分類方法。民眾擔心，缺乏整個垃圾分類鏈條的建設，本次項目也會像過去一樣流于形式。
早在1997年，廣州市就大規模推行過垃圾分類工程。由于缺乏后續跟進而不了了之。
事實上，廣州以及全國多個城市圍繞垃圾焚燒項目的風波表明，更深層次的內容——環衛改革已經勢在必行。惟有如此，才能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從而解決“垃圾圍城”與“垃圾終端處理”之間的矛盾。
王維平提倡，垃圾的現代化管理應該是一種綜合管理。
所謂綜合管理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是對策遷移。從對垃圾被動、末端的處理前移到垃圾的生產、分類等環節，減少垃圾產生量，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二是政府多元化管理。王維平解釋，垃圾資源化減量化處理不僅僅是城管委的事情，例如減少產品包裝牽涉到商務部門，凈菜進城要由農業部門配合，還有相關社會團體的參與和監督。三是綜合利用各種手段，包括法律強制，經濟和宣傳引導等等。
“我祈禱，廣州李坑和番禺的人民能夠早日免受污染的困擾。”在采訪的最后，王維平特別重復了幾次。
但是目前，據李坑村民透露，政府部門仍然表示將帶他們參觀澳門垃圾焚燒發電廠。“10年前就讓我們參觀，10年后還用這個辦法勸我們相信垃圾焚燒是安全的。”一名生產隊隊長感到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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